枫叶 iNature 2024-02-1608:50浙江iNature现在,发达社会的人们摄取了大量的食物,并让他们的肝细胞承担以糖原或脂质形式储存多余葡萄糖的生理任务。尽管这两种形式的能量储存很重要,但肝细胞选择糖生成或脂肪生成进行葡萄糖碳储存的方式尚不清楚。2024年2月1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黄波团队在Science 在线发表题为“HepaticglycogenesisantagonizeslipogenesisbyblockingS1PviaUDPG”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发现糖生成利用其中间代谢物尿苷二磷酸葡萄糖(UDPG)拮抗脂肪生成,从而引导小鼠和人类肝细胞将葡萄糖碳作为糖原储存。潜在的机制涉及UDPG转运到高尔基体,在那里它与1号位点蛋白酶(S1P)结合并抑制S1P介导的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SREBPs)的裂解,从而抑制肝细胞中的脂肪生成。与这一机制一致,UDPG对小鼠模型和人类类器官治疗NAFLD有效。这些发现表明了改善肝脏脂肪代谢紊乱的潜在机会。糖生成和脂肪生成是细胞储存能量的两种基本途径。食物消耗后,基本能量分子葡萄糖通过门静脉转运到肝脏,留给肝细胞的生理任务是如何处理过量的葡萄糖。胰腺β细胞产生的胰岛素引导肝细胞通过糖生成作为糖原储存葡萄糖分子或通过脂肪生成作为脂肪储存葡萄糖分子。糖生成由葡萄糖-6-磷酸(G6P)开始,葡萄糖-6-磷酸转化为葡萄糖-1-磷酸(G1P),并通过糖原合成酶将葡萄糖从尿苷二磷酸葡萄糖(UDPG)转移到糖原。在脂肪生成过程中,葡萄糖通过糖酵解氧化生成丙酮酸,丙酮酸随后在线粒体中转化为柠檬酸盐。然后柠檬酸盐被运送到细胞质中,在那里它被分解成乙酰辅酶A(acetyl-CoA)和草酰乙酸。胞质乙酰辅酶A通过乙酰辅酶A羧化酶(ACACA)和脂肪酸合成酶(FASN)合成脂肪酸。尽管这两种形式的能量储存很重要,但葡萄糖选择糖生成或脂肪生成进行碳储存的方式仍不清楚。肝糖生成通过UDPG阻断S1P拮抗脂肪生成(图源自Science )糖原和脂肪储存的主要区别可能在于它们在降解过程中对活性氧(ROS)供应能量的调节。脂肪酸的氧化降解通过逆向电子传递导致ROS生成。然而,糖原分解通过促进戊糖磷酸途径产生NADPH[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的还原形式],从而增强ROS清除。因此,通过脂肪生成储存葡萄糖可能会带来潜在风险,因为ROS水平升高会导致脂肪变性,并进一步诱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肝细胞可能优先使用糖生成来储存葡萄糖,从而在需要时提供能量。研究人员假设糖生成是通过拮抗脂肪生成来优先进行的。该研究表明,糖生成的代谢中间体UDPG可以被转运到肝细胞的高尔基体,在那里它与1号位点蛋白酶(S1P)结合,抑制S1P介导的甾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SREBPs)的裂解,从而抑制脂肪生成。参考消息: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i3332
医学顾事红蓝融合中华医学会理事神经外科教授发热是临床常见症状,体温升高超出一天中正常体温波动的上限就是发热。临床将体温高低分为4类(腋温):低热:37.5℃~38.0℃;中热:38.1℃~38.9℃;高热:39.0℃~40.9℃;超高热:≥41.0℃。发热可影响机体的物质代谢、生理功能和防御功能。体温每升高1.0℃,基础代谢率提高13%,心率增加18次/min。高热期皮肤和呼吸道水分蒸发,退热期大量出汗引起水分丢失,严重者可出现脱水和电解质平衡紊乱,甚至危及生命。体温过高也可能引起癫痫发作、器官衰竭和脑损伤。但发热也并非全无益处,中等程度的发热可以增强某些免疫细胞的功能,提高宿主对于病原体或肿瘤的防御能力,但持续高热会引发细胞变性坏死,甚至发热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危及生命。因此,临床住院患者使用退烧药治疗发热是标准用法,但治疗目的是为了减轻发热所导致的不适,而非单纯恢复正常体温。近期,《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一项关于成人发热治疗的系统性评价分析显示,退烧治疗与否不影响治疗效果,且退烧治疗似乎对成人死亡风险或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无影响,也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证实或拒绝退烧治疗会影响生活质量或非严重不良事件的假设。BMJ:发热就必须吃退烧药吗?您可能一直都用错了药截图来源:BMJ研究人员检索了CENTRAL、BIOSIS、CINAHL、MEDLINE、Embase、LILACS、Scopus和WebofScienceCoreCollection数据库与发热相关的文献(截止日期2021年7月2日),主要结局均为死亡和严重不良事件,次要结局为生活质量和非严重不良事件。最终纳入42项临床研究,涉及5140名受试者。其中23项研究评估了11种退烧药效果、11项研究评估了物理降温效果、8项研究同时评估退烧药结合物理降温的效果。受试者中3007人病情危重、1892人非危重;3277人属于感染性发热,1139人属于非感染性发热。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的全因死亡率对比共有16项研究(2415例受试者)报告了全因死亡率,分别评估了5种不同发热治疗措施:布洛芬与安慰剂(3项);对乙酰氨基酚与安慰剂(6项);物理降温与无干预措施(3项);退烧药+物理降温与无干预措施(2项);退烧药+物理降温与退烧药(2项)。1281例采取退烧治疗受试者中,23.0%(294/1281)死亡,而1140例无干预措施的受试者中,22.6%(258/1140)死亡。荟萃分析结果显示,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全因死亡率之间无差异(RR=1.04,95%CI:0.90~1.19,P=0.62,I2=0%)。异质性检验(I2=0%)结合森林图分析,未发现各研究存在异质性。BMJ:发热就必须吃退烧药吗?您可能一直都用错了药▲图: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全因死亡率的Meta分析结果(截图来源:参考文献[1])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进行双侧试验序贯分析(TSA),以受试者人数为多样性调整期望信息值(RIS),共纳入16项研究的3760例受试者。TSA结果显示,累计的Z值(紫色线)未穿过传统界值(黑色虚线),穿过内楔形无效线,但未到达期望信息值,表明可拒绝退烧治疗让受试者全因死亡率降低22%的假设,亚组分析也未显示出差异。研究结果评估为高偏倚风险、证据质量高。BMJ:发热就必须吃退烧药吗?您可能一直都用错了药▲图:16项研究中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对全因死亡率的双侧TSA(截图来源:参考文献[1])(RIS的估算基于以下统计学指标:Ⅰ类错误概率(α=2%),Ⅱ类错误概率(β=10%),退烧治疗受试者相对危险度降低(RRR=22%),无干预措施受试者全因死亡率为22.6%,多样性为10%。)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的严重不良事件对比共有16项研究(2415例受试者)报告了严重不良事件,评估的5种不同发热治疗措施与前面的“全因死亡率”评估的措施内容相同。1281例采取退烧治疗受试者中,24.0%(307/1281)死亡,而1140例无干预措施的受试者中,24.2%(276/1140)死亡。荟萃分析结果显示,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严重不良事件之间无差异(RR=1.02,95%CI:0.89~1.17,P=0.78,I2=0%)。异质性检验(I2=0%)结合森林图分析,未发现各研究存在异质性。BMJ:发热就必须吃退烧药吗?您可能一直都用错了药▲图: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严重不良事件Meta分析结果(截图来源:参考文献[1])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进行双侧试验序贯分析(TSA)结果证实,可拒绝退烧治疗让受试者严重不良事件风险降低23%的假设,亚组分析也未显示出差异。研究结果评估为高偏倚风险、证据质量高。BMJ:发热就必须吃退烧药吗?您可能一直都用错了药▲图:16项研究中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对严重不良事件的双侧TSA(截图来源:参考文献[1])退烧治疗与无干预措施的次要结局对比一项研究使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5L)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发现退烧治疗和无干预措施之间没有差异。荟萃分析和试验序贯分析则表明,退烧治疗可以降低非严重不良事件风险的假设,既不能被证实,也无法被拒绝(RR=0.92,95%CI:0.67~1.25,P=0.58,I2=66.5%,证据级别极低)。小结文章表示,本次荟萃分析纳入的退烧措施包含退烧药和物理降温,二者虽然都能降温,但作用机制并不相同。退烧药依赖功能正常的体温调节中枢发挥作用,而物理降温是在不影响体温调节中枢的前提下散热。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物理降温可能会引起患者不适感受,增加代谢应激。因此,引起发热原因不同,选择的退热方式也不相同。理论上,物理降温更适合急性脑损伤患者,因为这类患者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已经受损,而退烧药更适合感染性发热患者。本次荟萃分析的大多数研究都关注退烧药效果,而非物理降温。因此,本次研究主要解释退烧药的效果。事实上,发热是一种生理机制,对抗感染和病情恢复有益,发热本身不会造成病情恶化或神经系统损伤,退烧治疗不能降低发热性疾病死亡率和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因此,退烧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发热引发的不适,而非单纯恢复正常体温。中国《发热待查诊治专家共识》也有相似观点,建议对于体温≤39℃的发热以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为主,无需处理发热。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发热和高热的定义并不相同,对于>39℃的过高热或高热持续时间过长,不仅会增加基础代谢率,还会引发过度免疫反应,引起酸碱平衡紊乱等问题,甚至出现意识改变(如意识模糊、癫痫等),超高热还可能损伤脑组织,甚至有感染性休克风险,需要积极使用物理降温和退烧药,使身体核心体温降低到39℃以下,同时还需维持水、电解质平衡,镇静、抗癫痫等。
医学顾事中华医学会理事神经外科教授阻止帕金森病发展,大量运动很重要帕金森病(Parkinson'sdisease,PD)的发生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作为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体育活动可以缓解PD患者的症状,如运动功能障碍、认知缺陷和抑郁。不同形式的体育活动,特别是中高强度的体育锻炼,通过多种机制对PD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减少α-突触核蛋白(α-syn)蛋白的积累,减轻炎症和氧化应激,同时增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neurotrophicfactor,BDNF)活性、神经再生和线粒体功能等。因此,迫切需要阐明运动诱导的PD保护作用的分子机制,为提高PD的防治效果提供理论依据。阻止帕金森病发展,大量运动很重要帕金森病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全球第二常见神经退行性疾病。由于纹状体等特定脑区中制造多巴胺的神经元受损,帕金森病患者不仅会出现运动迟缓、颤抖等运动相关症状,还会表现出认知与情绪的改变。有研究发现,对于早期帕金森病患者,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运动功能,但运动改变帕金森病相关神经元的机制尚未被完全揭开。现在,来自意大利的研究团队通过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ScienceAdvances)的研究指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通过恢复纹状体的突触可塑性,改善早期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与认知症状。这项突破有望为帕金森病的非药物疗法铺平道路。阻止帕金森病发展,大量运动很重要“我们发现了一种此前从未观察到的机制,通过这项机制,运动在疾病早期阶段会对运动控制能力带来有益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持续,”领导这项研究的PaoloCalabresi教授说,“未来,人们有可能由此确定新的治疗靶点和生物标志物,用于开发非药物疗法,并与当今的药物治疗联合使用。”此前的研究表明,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和一种关键生长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neurotrophicfactor,BDNF)的产量增加有关,BDNF也被认为是高强度运动产生健康收益的生物标志物。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首先利用早期帕金森病的大鼠模型,让它们进行了为期4周的跑步机训练,重现了上述现象。接下来,他们利用多种技术测定了大鼠神经元存活情况、大脑可塑性的变化以及运动控制和视觉空间认知的改善,这些分析为运动的神经保护作用提供了实验支持。阻止帕金森病发展,大量运动很重要▲实验设计示意图(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研究团队观察到,在日常进行跑步机锻炼的大鼠中,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原纤维的扩散受到了抑制。对于帕金森病患者,这种蛋白扩散会导致特定脑区(黑质致密部和纹状体构成的黑质纹状体通路)中的神经元逐渐显现出进行性的功能障碍,因此对于运动控制至关重要。随后的研究发现,在运动大鼠中,依赖于黑质纹状体通路活动的运动控制和视觉空间学习的改善,与树突密度以及突触可塑性的恢复相关。作者还发现,BDNF的水平伴随着运动而增加,它们与一类名为NMDA受体的谷氨酸受体相互作用,使得纹状体中的神经元能对刺激作出有效的反应,这种效果能持续延伸至运动结束后。阻止帕金森病发展,大量运动很重要图片来源:123RF研究团队指出,接下来的研究将继续分析神经胶质细胞的参与情况,这种高度特化的细胞类型为神经元提供了支持。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定观察到的运动积极作用的分子与细胞机制。参考资料:[1]GioiaMarinoetal,IntensiveexerciseamelioratesmotorandcognitivesymptomsinexperimentalParkinson'sdiseaserestoringstriatalsynapticplasticity,ScienceAdvances(2023).DOI:10.1126/sciadv.adh1403[2]Parkinson'sdisease:Intenseexercisemayhelptokeepthediseaseatbay.RetrievedJuly14,2023from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3-07-parkinson-disease-intense-bay.html
周 iNature 2023-08-1709:44 发表于浙江iNature对于吸热动物来说,维持体温在热量上是昂贵的。哺乳动物在寒冷中吃得更多以补偿能量消耗,但这种耦合背后的神经机制尚不清楚。2023年8月16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叶立团队在Nature 在线发表题为“Xiphoidnucleusofthemidlinethalamuscontrolscold-inducedfoodseeking”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通过行为和代谢分析,发现小鼠在寒冷时期会在节能和觅食状态之间动态切换,后者主要是由能量消耗而不是寒冷的感觉驱动的。为了确定冷诱导食物寻找的神经机制,该研究使用了全脑c-Fos图谱,并发现剑状核(Xi),一个位于丘脑中线的小核,在与能量消耗升高相关的长时间低温下被选择性激活,但与急性冷暴露无关。体内钙成像显示,在寒冷条件下,Xi活动与寻找食物的事件有关。利用活性依赖的病毒策略,该研究发现冷激活的Xi神经元的光遗传学和化学遗传学刺激选择性地再现了在寒冷条件下寻找食物的行为,而它们的抑制作用则抑制了这种行为。从机制上讲,Xi编码了一个情境依赖的价态开关,促进了在寒冷而不是温暖条件下的觅食行为。此外,这些行为是由Xi到伏隔核的投射介导的。总之,该研究结果表明,Xi是控制冷致摄食的关键区域,是维持吸热动物能量稳态的重要机制。恒温动物的出现在进化过程中带来了许多适应优势;然而,这也带来了能量消耗的显著增加。为了满足这种不断增加的能量需求,哺乳动物会根据温度的变化大幅调整它们的觅食行为,环境温度和食物摄入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环境越冷,维持核心体温所需的食物就越多。众所周知,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在寒冷的天气里吃得更多。在不同的文化中,各种各样的节日在冬天都有丰盛的宴席,这是人们过去吸热进化的证据。然而,在对哺乳动物生物学的理解中,将寒冷引起的能量需求与进食增加联系起来的神经基础仍然没有答案。啮齿类动物是研究温度和能量消耗之间关系的绝佳模型。例如,当生活在4°C时,实验室小鼠(小家鼠)每天的食物摄入量可以增加一倍,在这种条件下,产热作用约占全身能量消耗的60%。尽管冷感觉已被证明会通过恒温动物和变温动物大脑中保守的体感和摄食中心对摄食产生严重影响,但尚不清楚寒冷引起的能量消耗是否或如何通过食物摄入来补偿。寒冷诱导摄食的行为和回路基础的识别(图源自Nature )该研究结合了高分辨率的代谢和行为分析,证明了在寒冷中增加摄食是能量消耗的结果。为了确定寒冷诱导食物寻找背后的神经机制,作者使用全脑c-Fos映射,发现剑突(Xi)是中线丘脑的一个小核,被与能量消耗升高相关的长期寒冷选择性激活,但与急性寒冷暴露无关。体内钙成像显示,Xi活性与寒冷条件下的觅食发作相关。使用活动依赖性病毒策略,该研究发现冷激活Xi神经元的光遗传学和化学遗传学刺激选择性地概括了在寒冷条件下寻找食物。从机制上讲,Xi编码了一个与上下文相关的价开关,该开关在寒冷但不温暖的条件下促进觅食行为。此外,这些行为是由Xi到核伏隔投影介导的。综上,该研究确立了Xi是控制冷诱导摄食的关键区域,是维持吸热动物能量稳态的重要机制。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3-06430-9
王 iNature 2023-08-2008:30 发表于浙江iNature体育锻炼已被证明与癌症发病率和癌症相关死亡率的降低有关,但其潜在机制尚不清楚。免疫代谢调节已成为解释运动对癌症影响的最突出机制之一。体育锻炼主要降低血液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预防心血管疾病。然而,体育锻炼是否能调节肿瘤细胞中的胆固醇代谢目前尚不清楚。2023年8月18日,南京医科大学毛文君、复旦大学陈世益及MeiJie共同通讯(罗智文为第一作者)在MilitaryMedicalResearch(IF=21)在线发表了题为“Physicalexercisereversesimmuno-coldtumormicroenvironmentviainhibitingSQLEinnon-smallcelllungcancer”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体育锻炼通过抑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SQLE逆转免疫冷肿瘤微环境。该研究发现运动显著抑制角鲨烯环氧化物酶(SQLE)的表达,但不影响HMGCR的表达。总之,该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可以逆转免疫冷TIME,并抑制胆固醇代谢。代谢重编程是癌症的标志之一,代谢失调对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代谢调节是与体育锻炼和癌症相关的常见现象,是介导体育锻炼抗癌作用的关键机制之一。胆固醇是哺乳动物细胞膜中的主要固醇,维持细胞完整性和细胞内稳态。以前,研究者发现某些胆固醇相关基因在癌症(NSCLC)中更活跃,NSCLC是一种免疫冷肿瘤。通过用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HMGCR)抑制剂治疗这些癌症细胞来阻断胆固醇的产生,诱导了对发炎的TIME免疫反应升高。然而,胆固醇生物合成的复杂性需要发现更多的干预措施。为了确定控制NSCLC中胆固醇代谢的关键基因,研究者使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集研究了胆固醇生物合成相关基因在NSCLC中的表达和预后价值。大多数基因在NSCLC中失调,但只有SQLE的上调与预后不良有关。鉴于其在催化甾醇生物合成的主要氧化步骤中的关键作用及其预后意义,研究者确定SQLE是胆固醇生产中的一种潜在限速酶,需要进一步分析。对人类NSCLC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IHC)分析,以进一步验证SQLE在NSCLC中的表达,结果证实SQLE显著上调。这些发现表明SQLE是NSCLC中一种潜在的致癌基因。接下来,研究者使用TCGA数据集评估了NSCLC中SQLE的免疫相关性。SQLE的高表达与大多数免疫调节剂的下调有关。此外,SQLE表达与肿瘤纯度呈正相关,与免疫细胞浸润呈负相关。研究者还使用内部NSCLC队列验证了SQLE表达与CD8+ T细胞丰度之间的负相关性。然而,研究者只观察到SQLE表达与免疫冷TIME之间的相关性;SQLE对TIME功能的影响仍然未知。此外,人类NSCLC肿瘤的单细胞表达图谱显示,SQLE在肿瘤细胞中富集。鉴于其在NSCLC中的负免疫相关性,研究者推测SQLE可能与免疫治疗反应有关。在一个联合的公共队列中,研究者发现在反应不佳的病例中,SQLE下调,这在招募的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NSCLC队列中也得到了验证。此外,SQLE过表达显著逆转了运动介导的体内肿瘤抑制作用。总的来说,SQLE的表达与免疫冷TIME有关,并逆转了体育运动诱导的肿瘤抑制和TIME激活。文章模式图(图源自MilitaryMedicalResearch )总之,体育锻炼通过显著下调SQLE来抑制肿瘤进展,SQLE调节炎症TIME并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此外,SQLE的表达与预后不良和免疫冷TIME有关。研究者已经阐明了SQLE在维持NSCLC免疫冷表型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体育锻炼作为SQLE的干预措施。然而,这些观察是在小鼠身上进行的;在研究者决定使用运动疗法对免疫疗法进行敏化之前,有必要进行前瞻性的人体临床试验。原文链接:https://mmrjourna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40779-023-00474-8
iNews 2023-08-2116:41 发表于江苏以下文章来源于Brainology ,作者生物世界Brainology.脑科学及脑机接口领域前沿报道肥胖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和进行性疾病,是一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挑战。自1975年以来,全球肥胖患病率在男性中增加了两倍多,在女性中增加了一倍多。与全球趋势一致,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肥胖患病率也在迅速上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慢性病和风险因素监测(CCDRFS)项目的数据表明,在2004-2018年期间,中国成年人肥胖患病率增加了一倍多(从3.1%增加到8.1%),据此估计,2018年中国约有8500万人患有肥胖症【1】。肥胖是多种并发症的公认危险因素,包括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血管疾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骨关节炎等。此外,据估计,2015年,高体重指数(BMI)与全球400万人死亡相关,其中仅心血管疾病就占了270万人,因此有必要采取保健干预措施,以预防和管理超重和肥胖及其相关并发症的发展。2023年8月17日,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母义明教授团队联合诺和诺德及美年健康研究院在 Diabetes,ObesityandMetabolis 期刊发表了题为:PrevalenceofobesityandassociatedcomplicationsinChina:Across-sectional,real-worldstudyin15.8millionadults(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关并发症:1580万成年人的横断面真实世界研究)的研究论文。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关于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及相关并发症的当代研究,来自全国243个城市的1577094名符合条件的成年人参与(52.8%为男性,中为年龄为40岁,平均BMI=24.1kg/m2)。按照中国人的BMI分级,34.8%的人超重,14.1%的人肥胖。超重和肥胖在男性中比女性更普遍,男性中超重的比例为41.1%,而女性为27.7%,男性中肥胖的比例为18.2%,而女性为9.4%。与BMI正常者相比,超重/肥胖者的并发症患病率更高。超重/肥胖参与者中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脂肪肝、前驱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BMI越高,并发症越多。为了在国家层面实施有效的保健政策和实践来管理肥胖,需要关于肥胖流行和相关并发症的最新证据。最近的几份报告利用国家调查数据(例如上述CCDRFS数据)提供了中国超重和肥胖患病率的评估。然而,很少有研究评估与超重和肥胖相关的并发症的患病率。这项研究旨在通过评估中国1580万成年人中超重、肥胖及相关并发症的患病率,为中国未来的肥胖护理提供更好的信息。该研究的目的包括通过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查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以及通过体重指数(BMI)分级调查超重/肥胖相关并发症的患病率。这些数据来自中国243个城市的519个美年大健康检查中心,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年龄≥18岁,他们于2019年进行常规体检(N=21771683),并完成身高、体重、性别和所在地区的统计。未调整的超重/肥胖患病率按年龄、性别和地区计算,此外,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将全国超重和肥胖患病率按年龄和性别进行标准化,采用逻辑回归计算体重指数(BMI)各组肥胖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21771683人中有1577094人符合研究资格标准,被纳入最终研究分析。每个参与者的体重指数(BMI)是用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来计算得出的,根据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被划BMI等级。根据中国的BMI分级,偏瘦定义为BMI<18.5,正常为BMI=18.5-24,超重为BMI=24-28,肥胖为BMI≥28。根据WHO的BMI分级,偏瘦定义为BMI<18,正常为BMI=18.5-25,超重为BMI=25-30,肥胖为BMI≥30。根据参与者的性别、年龄和体检中心所在地区,对人口特征进行了分类评估。按体检时年龄分为13组(18-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40-44岁、45-49岁、50-54岁、55-59岁、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和≥80岁),体检中心所在地区按GDP和地理方位分类,根据所在城市2018年的人均GDP水平,将城市划分为5类。在总体人群中,BMI近似呈正态分布,BMI在23.5-24.5之间最为常见。根据中国人超重和肥胖的BMI分级,34.8%的人超重,14.1%的人肥胖。总体而言,超重和肥胖在男性中比女性更普遍,男性中超重的比例为41.1%,而女性为27.7%,男性中肥胖的比例为18.2%,而女性为9.4%。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标准化的全国超重和肥胖患病率与未经调整的粗患病率相似。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在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差异,男性的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高峰比女性年轻。男性超重患病率在50-54岁达到峰值,在55-59岁保持,而女性在65-69岁达到峰值。男性的肥胖患病率在35-39岁达到峰值,而女性在70-74岁达到峰值。当使用WHO的BMI分级时,超重的比例为31.9%,肥胖的比例为6.2%,无论采用WHO的BMI分级还是中国人的BMI分级,不同性别和各年龄组超重和肥胖的发病率趋势相似。该研究显示,中国北方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均高于南方,内蒙古、山东和河北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最高。使用中国人的BMI分级,超重和肥胖的发病率显示出与人均GDP的相关性,人均GDP较低地区的参与者中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更高。使用WHO的BMI分级以及在男性和女性亚组中进行评估时,可以看到按人均GDP计算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的类似差异。超重和肥胖者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脂肪性肝病、前驱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使用中国人的BMI分级,超重者的脂肪肝并发症为49.0%、肥胖者的脂肪肝并发症为81.8%,前驱糖尿病分别为30.7%和36.9%,血脂异常分别为31.3%和42.4%,高血压分别为20.7%和36.9%。相比之下,BMI正常者,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前驱糖尿病(23.0%)、血脂异常(16.9%)、颈动脉斑块(14.3%)和脂肪肝疾病(13.3%) 。在总体人群中,40.3%的参与者没有并发症,29.6%有一种并发症,17.7%有两种并发症,9.1%有三种并发症,2.7%有4种并发症,0.5%有5-8种并发症。并发症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血症、血脂异常、脂肪肝、慢性肾病、胆结石、颈动脉斑块。当使用中国人的BMI分级时,高BMI者往往有更多的并发症。大多数BMI正常者没有并发症,而超重者或肥胖者没有并发症的情况较少。当使用WHO的BMI分级进行评估时,每个BMI组的并发症数量也具有类似趋势。这项全国性的横断面研究表明,超重和肥胖在中国成年人中非常普遍。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中国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均显著高于女性。而在历史上,女性肥胖的患病率更高,2014年《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肥胖在女性中比男性更普遍。在中国,女性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历来高于男性。这项最新研究表明,这一趋势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逆转。超重和肥胖的总体患病率除了在性别上的差异外,该研究还发现了不同性别中不同年龄的患病率趋势的差异。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在中年男性和老年女性中达到峰值。此外,该研究还观察到地区人均GDP在肥胖和超重患病率方面的差异,GDP较低地区的人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更高。该研究还显示,超重和肥胖与多种并发症高度相关,高BMI者往往有更多的并发症。综上所述,该研究表明,超重和肥胖在中国成年人中非常普遍,且在性别、年龄组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国家和省级肥胖管理和预防战略应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的重点。此外,超重和肥胖与其他慢性疾病的高患病率有关,这强调了体重管理的必要性,既要解决体重过重问题,也要解决相关并发症。论文链接:1.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1)00798-42. https://dom-pub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dom.15238题图为论文通讯作者、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母义明教授。
韩 iNature 2023-12-2209:28 发表于浙江 1人听过iNature俗话说:“一天之际在于晨”。早餐,通常被认为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人们还提倡早晨摄入一天中主要卡路里作为改善体重减轻的饮食策略,这一理念也得到了动物研究的支持。然而,进食时间可以帮助人们减重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楚。2022年9月9日,来自英国阿伯丁大学罗威特研究所的AlexandraM.Johnstone团队在CellMetabolism 杂志在线发表题为“Timingofdailycalorieloadingaffectsappetiteandhungerresponseswithoutchangesinenergymetabolisminhealthysubjectswithobesity”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对30名肥胖/超重受试者接受了两次为期4周的试验,让他们进行热量限制但能量相等的减肥饮食,只是两组受试者早、中、晚摄入的卡路里分别占全天的比例不同,分别为45%:35%:20%比20%:35%:45%。研究发现与卡路里分布时间相关的每日总能量消耗或静息代谢率没有差异,体重减轻也没有差异,但吃早饭的参与者表示饥饿感显著降低。因此,早晨大量摄入(丰盛的早餐)可以通过更大程度地抑制食欲来帮助人们遵守减肥方案。目前,人们对管理体重的饮食建议大体上是基于“控制摄入卡路里总量”,而未考虑在一天中卡路里何时消耗。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以等卡路里的量摄入也是如此。2013年的研究中,一组93名超重女性在12周内摄入等热量的食物,早晨和晚上的热量摄入以平行设计运行。相对于晚上,那些在早上消耗大部分卡路里的人总体上额外减少了5.1公斤的体重。同样,另一组报告也表明,即使摄入了相似的卡路里,“晚”食者比“早”食者减轻的体重更少,导致体重减轻2.2公斤。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的卡路里利用率会有所不同,早上消耗的卡路里比晚上消耗的卡路里效率低,导致相对于摄入量的能量消耗(energyexpenditure,EE)更高,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减肥。最近的研究将能量调节与行为、生理和分子水平上的生物钟联系起来,人们对依赖于时间的新陈代谢变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啮齿动物研究表明,摄入卡路里的时间可能会为用于管理人类肥胖的饮食方法带来好处。然而,一天中任何不同的卡路里利用所涉及的潜在机制仍未确定。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对30名肥胖/超重受试者接受了两次为期4周的试验,让他们进行热量限制但能量相等的减肥饮食,即早、中、晚摄入的卡路里分别占全天的45%:35%:20%对20%:35%:45%。有趣的是,研究表明在每个饮食干预期结束时,都会使受试者的体重显著减轻。通过对比早晨负荷(morningloaded,ML)与夜间负荷(eveningloaded,EL)能量摄入的饮食,发现两种饮食的减肥效果相似,能量代谢没有差异。在4周饮食干预结束后,ML组减重3.33kg,EL组减重3.38kg(SED0.24千克,p=0.848)。研究人员对两组受试者进行采访,发现对于夜间大量进食受试者而言,ML能量摄入导致每日主观食欲和饥饿感降低,这可能解释了ML饮食的减肥益处。研究概要(图源自CellMetabolism)总的来说,该研究发现一天中的卡路里摄入量可能通过代谢适应影响能量平衡,暗示早上大量摄入能量可能通过抑制食欲来改善体重减轻。尽管研究控制了卡路里的摄入量,但早晨负荷饮食中的饱腹感和饥饿感降低,这可能会导致行为改变(当天晚些时候减少卡路里摄入量),这一现象可能解释了早餐吃饱有助于减轻体重的观点。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met.2022.08.001
医学顾事中华医学会理事神经外科教授本周,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为应用细胞疗法治疗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指明道路。帕金森病细胞疗法突破:《自然》克服神经元死亡的巨大障碍说到帕金森病,很多读者可能已经不陌生。作为第二大流行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病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患者常会出现手部颤抖、步态不稳等一系列运动功能障碍,而究其原因,是患者大脑的特定区域(如纹状体)中,制造多巴胺的神经元受损并死亡。目前的标准疗法是多巴胺替代疗法,也就是补充多巴胺,但这种疗法只能缓解症状。为了减缓或阻止帕金森病的进展,科学家们早就设想过细胞替代疗法:移植细胞,替代失去的中脑多巴胺能神经元。但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移植思路在临床应用中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障碍未能逾越:移植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大多未能存活。帕金森病细胞疗法突破:《自然》克服神经元死亡的巨大障碍图片来源:123RF而在此次发表的新研究中,科学家们有了突破性的重要进展。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和麦克莱恩医院的研究人员不仅找出了移植神经元死亡的原因,更进一步提出了有效提高存活率的解决方案。领衔这项研究的是哈佛医学院的Kwang-SooKim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开发干细胞技术,诱导多能干细胞(iPS)分化为功能性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用来替代帕金森病进程中逐渐丢失的细胞。在此过程中,Kim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移植手术本身会引发脑组织急性炎症和严重的免疫反应,而这种免疫排斥是大多数移植神经元死亡的关键原因。研究人员称之为"针刺创伤"(needletrauma)。帕金森病细胞疗法突破:《自然》克服神经元死亡的巨大障碍图片来源:123RF那么,如何减轻手术的针刺创伤呢?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利用调节性T细胞,与神经细胞联合移植。因为调节性T细胞的作用是维持免疫平衡、抑制炎症并防止免疫排斥。在先前验证过的帕金森病小鼠和大鼠模型上,研究人员测试了新的联合移植方案。单独将源于诱导多能干细胞的中脑多巴胺能神经元移植到动物的纹状体内,短短两周后,移植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已经所剩无几,存活下来的不到10%。而在移植时同时加入调节性T细胞,多巴胺能神经元得到了保护。在移植手术后的2周和20周,研究人员对动物的评估显示,调节性T细胞的植入不仅提高了植入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存活率,还显著抑制了植入部位的其他非多巴胺能细胞(包括反应性炎性细胞)。从动物的行为表现来看,它们恢复得更快、更强健。帕金森病细胞疗法突破:《自然》克服神经元死亡的巨大障碍▲给帕金森病模型小鼠联合移植调节性T细胞与诱导分化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植入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有更高的存活率(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Kim教授指出,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与细胞移植相关的一种常见潜在危险是可能有害的不良细胞的生长,而细胞疗法最重要的标准是安全性。尽管此次发表的研究结果还仅限于啮齿类动物疾病模型,但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计划了解这类移植的安全性、调节性T细胞具体如何提高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存活以及如何优化它们的功能。“我们一直在研究基于干细胞的个体化疗法。现在,我们利用免疫细胞改善神经细胞疗法的递送、存活和恢复,是一项重大突破。”Kim教授总结说。此外,正如研究作者讨论到的,手术过程中的针刺创伤是神经系统细胞疗法中的一个普遍问题,不仅限于帕金森病和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移植,通过免疫细胞“保驾护航”的原理或可进一步扩展,广泛应用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细胞疗法,如阿尔茨海默病、“渐冻人”症等。参考资料:[1]Tae-YoonParketal.,(2023)Co-transplantationofautologousTregcellsinacelltherapyforParkinson’sdisease.NatureDoi: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3-06300-4[2]MassGeneralBrighamresearchersmakekeyimprovementstoParkinson’sdiseasecelltherapies.RetrievedJuly13,2023fromhttps://www.eurekalert.org/news-releases/995069
吕 iNature 2023-08-1300:01 发表于浙江 3人听过iNature了解教育不平等在死亡率方面的演变和中间因素对于促进卫生公平的有针对性的努力至关重要;然而,相关证据很少。2023年7月19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李希团队在BritishMedicalJournal(IF=106)在线发表了题为“Educationalinequalitiesinmortalityandtheirmediatorsamonggenerationsacrossfourdecades:nationwide,populationbased,prospectivecohortstudybasedontheChinaHEARTproject”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旨在评估中国1940年至1979年间出生的几代人的不同教育不平等对死亡率的影响,并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代谢因素在减少教育不平等中的潜在作用。该研究发现在中国较低的教育水平被发现与较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死亡率在几代人之间不断增加。改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代谢风险控制,对于减少健康不平等至关重要。另外,2023年6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王天歌、毕宇芳及王卫庆共同通讯在NatureHumanBehaviour(IF=30)在线发表题为“Mendelianrandomizationevidenceforthecausaleffectsofsocio-economicinequalityonhumanlongevityamongEuropean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运用教育、收入和职业的遗传工具(n =248,847至1,131,881)进行了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以估计它们对父母寿命和自我寿命的因果影响和后果(n =28,967至1,012,240)。结果表明,每增加4.20年的受教育程度与父母寿命延长3.23年有因果关系,这与收入和职业无关,并且与自我寿命增加30-59%的几率有因果关系,这表明教育是主要决定因素。相比之下,每高一个标准差的收入和高一个点的职业分别与父母的寿命延长3.06年和1.29年有因果关系,但与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并不是独立的。没有发现收入或职业对自我寿命有因果影响的证据。在59个指标中,每天吸烟、体重指数、腰臀比、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中风、阿尔茨海默病、2型糖尿病、心力衰竭和肺癌在教育对特定寿命结局的影响中分别发挥了实质性的中介作用。这些发现为纠正由于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寿命差异提供了干预措施(点击阅读)。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经济特征之一,是其他特征(如职业和收入)的先决条件,在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获得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在中国人和其他人群中,受教育程度与死亡风险呈负相关,也被称为死亡率的教育不平等。在20世纪,世界人口的识字率从21%急剧增加到82%,但最近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死亡率的教育不平等有所增加。了解教育不平等在死亡率方面的演变和中间因素对于促进卫生公平的有针对性的努力至关重要;然而,相关证据很少。很少有研究长期调查与教育有关的健康不平等,例如不同世代的人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在教育取得前所未有发展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虽然以前的研究表明,教育对死亡率的影响部分是由行为和代谢因素介导的,但具体因素的贡献和人口亚群(如不同世代)的异质性尚未得到很好的评估。总体人口中研究参与者的教育构成、性别和城市化程度(图源自BritishMedicalJournal )该研究将来自“中国健康评估与风险降低”(ChinaHealthEvaluationAndriskReductionthroughnationalTeamwork,简称ChinaHEART)项目的约128万成年人的数据根据出生年代分为四组,以评估不同代人之间教育不平等在死亡率方面的差异。该研究还旨在调查社会经济、行为和代谢因素作为潜在中介的作用。全国范围的,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该研究在中国大陆所有31个省份开展中国健康评估与风险降低(ChinaHEART)项目。研究中,1283774名年龄在35-75岁之间的居民,分为4组,分别出生于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主要结局指标不平等和全因死亡率的相对指数。该研究在中位3.5年的随访期间(四分位数间距2.1-4.7),记录了22552例死亡。在四代人中,较低的教育水平被发现与较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与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参与者相比,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风险比在1940年代队列中为1.4(95%可信区间为1.2至1.7),在1950年代队列中为1.8(95%可信区间为1.5至2.1),在1960年代队列中为2.0(1.7至2.4),在1970年代队列中为1.8(1.4至2.4)。死亡率的教育相对不平等指数从20世纪40年代的2.1(95%可信区间1.9-2.3)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的2.6(2.1-3.3)。总体而言,社会经济因素的中介比例为37.5%(95%置信区间为32.6%至42.8%),行为因素的中介比例为13.9%(12.0%至16.0%),代谢因素的中介比例为4.7%(3.7%至5.8%)。除社会经济测量外,行为和代谢因素的中介作用在年轻一代中减弱。总之,在中国,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死亡率在几代人之间不断增加。改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代谢风险控制,对于减少健康不平等至关重要。原文链接:https://www.bmj.com/content/382/bmj-2022-073749
周 iNature 2023-12-0509:39 发表于浙江iNature自2010年以来,癌症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死亡原因,发病率、死亡率和负担都在增加。2023年12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殷鹏团队(齐金蕾及李梦龙为共同第一作者)在LancetPublicHealth(IF=50)在线发表题为“NationalandsubnationaltrendsincancerburdeninChina,2005-20:ananalysisofnationalmortalitysurveillancedata”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评估了2005年至2020年中国国家和地方癌症负担的变化。该研究估计,2020年中国癌症相关死亡人数239.78万,相比2005年增加了21.6%,其造成的早死疾病负担为5659.90万人年,增加了5.0%。2020年我国男性前五位死因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死亡率分别为75.05/10万,38.31/10万,27.84/10万,18.18/10万和14.63/10万;女性前五位死因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死亡率分别为33.19/10万,13.54/10万,13.33/10万,11.29/10万和8.21/10万。在城市地区,几乎所有类型癌症(男性前列腺癌和女性多发性骨髓瘤除外)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YLL率在两性中都显著下降。在农村地区,男女癌症的年龄标准化YLL发病率增加了约一半。2020年,0–19岁年组,癌症死因顺位前三位依次为白血病,脑和神经系统癌,肝癌;20–39岁组,男性中肺癌上升至第三位,女性中乳腺癌上升至第一位,宫颈癌上升至第三位;40–59岁组,男性死因顺位依次为肝癌,肺癌和胃癌,女性依次为肺癌,乳腺癌和宫颈癌;60–79岁组,男性和女性前三位死因均为肺癌,肝癌和胃癌;在80岁以上的男性中前三位死因为肺癌,胃癌和肝癌,女性中前三位死因为肺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因省而异,其中肺癌或肝癌在30个省份名列前茅。综上,从2005年到2020年,中国的癌谱和死亡负担逐渐向高收入国家转变,城市和农村仍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调整现有的卫生计划和行动,以减轻肺癌或其他主要和新发癌症的负担。癌症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世卫组织2020年的估计,在大多数国家,70岁之前的死亡原因中,癌症是第一或第二大死因。自2010年以来,癌症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死亡原因,发病率、死亡率和负担都在增加。根据全球癌症观察站(GLOBOCAN)2020数据库,全球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估计接近1000万。此外,中国占全球癌症相关死亡人数的30.15%。鉴于人口老龄化,预计全球和中国与癌症相关的死亡人数将继续上升,造成巨大的公共卫生负担。该研究使用来自国家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评估了2005年至2020年中国癌症负担的变化,重点关注性别、年龄、城市与农村地区和省份之间的模式。作者观察到与癌症相关的死亡总数和YLLs显著增加,癌症死亡率和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性别和年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癌症相关死亡率的五大主要原因保持不变:肺癌、肝癌、胃癌、食道癌及结直肠癌。然而,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前五大原因在2005年是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结直肠癌,到2020年变成了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在研究期间,由于肝癌、胃癌和食道癌导致的死亡、死亡率和YLLs在两性中都显著下降。在城市地区,几乎所有类型癌症(男性前列腺癌和女性多发性骨髓瘤除外)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YLL率在两性中都显著下降,而在农村地区,所有癌症中约有一半的年龄标准化YLL率上升。在高收入省份,结肠癌、直肠癌和胰腺癌的死亡率排名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年平均百分比变化值得注意。此外,人口老龄化在许多癌症类型的死亡率和疾病负担增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2020年中国男性和女性按绝对死亡人数分列的癌症组排名(图源自LancetPublicHealth )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癌症死亡率和YLL率均高于男性和女性。尽管按死亡率计算的五种主要癌症类型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男女中是一致的,但趋势却截然不同。例如,尽管在城市地区,男性和女性因肺癌导致的所有年龄段死亡人数都有所增加,但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YLL率却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农村地区肺癌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YLL率上升。这一现象包含了一系列的影响因素,如仍然存在的地理差异、地理差异、地理差异等。观察到的癌症死亡率趋势至少可以部分地用相关风险因素和发病率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中国男性持续的高吸烟率可能是导致肺癌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尽管整个中国的吸烟率缓慢下降(2007年至2018年期间,男性吸烟率为58.4%至50.8%,女性吸烟率为2.2%至1.9%),但中国农村地区的吸烟率并没有显著下降。此外,在研究期间,环境颗粒物污染水平显著上升,直到过去几年才开始下降。在研究期间,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减少以及体育锻炼不足也可能在观察到的死亡率趋势中发挥作用。总之,在2005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的癌谱和死亡负担逐渐向高收入国家转变,在癌症死亡率和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方面,观察到性别、年龄、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巨大差异。中国政府应尽一切努力推广具有成本效益的癌症筛查和免疫规划,实施严格的控烟政策,并致力于通过教育提高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需要调整国家癌症控制规划,以减轻各省肺癌及其他新发癌症的负担。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S2468-2667(23)00211-6